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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正在迅速老化即便放开二胎也不够
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人口红利，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然而中国人一直对人口数据患有“恐惧症”。2016 年起，北京和广州等城市相继制订人口规划，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缓解大城市面临的种种挑战。对此，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认为，人口多、市场大的规模效应，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突出的优势，而人口控制赶不走雾霾，赶走的是城市活力。
2017年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刚当任CCG副主席的梁建章从人口数量、年龄、聚集等方面谈论了创新和人口的关系，并指出人口、创新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发达国家。
多年来，梁建章一直在思谋让公众、决策者摆脱“中国人太多”的思维窠臼。在他看来，人口多、市场大的规模效应，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突出的优势。年轻人适合创新创业，而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是阻碍创新创业乃至降低企业活力的主要因素。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也会随着人口的老化变得更加保守。
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日本也是很明显，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近二、三十年日本创新创业的活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宏观政策实行着一种非常低的利率甚至于通缩的政策，使得效率比较低的企业能够延续下去。而实例证明，越是年轻的国家创新的活力越强。
梁建章判断，未来的中国迅速老化，到2020年中国的老龄化将与1990年左右的日本差不多。如果中国人口政策没有大的变动，未来中国人口结构会很严峻，即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依然不够，因为新生儿占世界新生儿的10%都不到。财政补贴效果不明显，人力资源投入不够，九年义务教育、高考以及幼儿园、托儿所等还有较大的差距。
对于舆论渲染的所谓“大城市病”，梁建章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大城市在产业集聚、人才集聚、跨界产业以及世界交流方面具有优势。中国的城市人口偏少，最大的国家应该有最大的城市，中国显然没有。而人口控制，会影响创新，加剧贫富差距，也不利于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
梁建章所持的观点是，目前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的城乡收入并没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缩小，主要是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至于交通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并无正相关性。最堵的地方是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的城市，而不是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比如，纽约道路的密度比北京更密，东京的土地利用率明显比上海高。这就很说明问题。
有人认为人口控制有利于缓解雾霾现象，梁建章则表示，雾霾与城市大小也没有必然联系，城市化率与污染成反比。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有助于缓解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方面因为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会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而大城市也更容易推行各种环保措施。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产业大多为服务业或高端制造业，相比重工业污染较少。此外，城市人口越多，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
基于对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和危机的认识，梁建章认为，放开户籍限制，让更多外地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还有助于缓解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人口控制赶不走雾霾，赶走的是城市活力。”
对此，与会学者纷纷表示赞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强调，国家现在需要非常重视人口问题，放开二胎是一个具体措施，但目前效果不明显，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婴儿潮。由于愿生二胎的人比例不到一半，放开二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建议不要限制生育，也不要补贴不生育，让人口顺其自然。同时计生人员应适当裁撤，人员转移到卫生或其他部门。
财新网人口专栏作家黄文政也进一步强调目前人口问题的严峻，不仅仅在于老龄化，而更多是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不容乐观。中国人口比例已经从200年前占世界人口35%减至1949年的22.1%，到现在的18.5%，并且低生育率会让未来每50年人口数量衰减55%，加上未来10年育龄妇女人数将降低45%，使得中国人口锐减的趋势不可逆转，从目前趋势发展来看，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将中国人口增长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
地处长三角的繁华地带，东临南黄海，依托洋口港，小城如东却有一种奇异的冷清。
从如东县的汽车站出来，汽车站门口停着的三轮车夫和出租车司机，清一色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六十来岁，头发黑着，不显老，只有在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才舒展开来。
11月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又迎来了雨季，找个落脚处聊天，是司机和车夫们最常见的状态。往往等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会有一个客人。生意不好，时常让大家感觉到一种萧条的压迫。
过去，这里因为计划生育而成为荣耀的代名词，多年笼罩在“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光环下，而现在，则因为计划生育而陷入尴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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